这和帛书《五行》说部中心，人体之大者也，故曰君也(第22章)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。

第二，子夏等人作为孔门著名弟子，后来也是门人众多，开宗立派⑥。王先谦《补注》引宋祁曰：注文姚本‘能字下添‘揖让二字[17]5449。

子夏喟然叹曰：大哉《关睢》，乃天地之基地。仪者斤斤计较于形式，故与礼反②。天下郡国有容史，皆诣鲁学之。《孔子闲居》一篇以孔子和子夏的对话为主要内容，从《礼记》以及其他文献来看，以子夏为主角的篇章，应是子夏后学所记录和创作的，当属于子夏学派的作品。《韩诗外传》记载： 子夏读《诗》已毕⑤。

[23]453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。[8] 这里的皇后是指黄帝[9]288-293。在他们看来，思想之于大脑，就如同胆汁之于肝脏或尿液之于肾脏。

(黑格尔，第251页)从意识的层面看，这里涉及意向性与返身性的统一：意向性的特点在于指向对象，并进一步使之化为意象和意念。在此，事所形成的结果构成了心的评价和感受对象，以心对这种结果的评价和感受为形式，心与事之间的关联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。如何扬弃心物关系上的如上视域？这里重要的无疑是引入事。实践过程中常常面临的所谓攻克难题，便是解决做事或行事(作用于相关对象)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，而问题的解决，则意味着相关之事的顺利完成。

从价值的层面看，有效性体现的是善，真实性则突显了真，事与善(行或实践的有效性)和真(知或认识上的真实性)的以上关联，不仅使之具有沟通知与行的意义，而且赋予这种沟通以更为深沉的内涵。以物的认知意义而言，其生成与人做事过程中的操作活动便难以相分。

具体而言，对象的意象化表明，外在时空中的对象开始转换为意识中的存在，当然，此时这种存在仍以形象的方式呈现。如果说，事的目的性与心的指向性具有较为直接的相关性，那么，事所提供的观念背景，则体现了心之意向与事之展开的间接关联11、班固著，陈立注：《白虎通疏证》，第360页。(《礼记正义》，961页) 郑注以无易之道即不易之道，在郑玄注经中，常把道与礼联系起来，道犹当行之路，而没有抽象意义。

道统的建立，即在多元化的圣人之法中寻找一个共同的道，究其实质，正是从历史中拯救圣人。[注]皆道古人之陈迹耳，尚复不能常称。因此，今文经学所理解的孔子一王之法、为汉制法，都内在地包含了道本身。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

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

28 马融之说，以为三纲五常为百代常法，不可更改，而文质三统则互相救弊，可以损益。《庄子·胠篋》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，郭象注云：法圣人者，法其迹耳。

古文经学将孔子删削述作之五经，转化为自尧舜以来的历代圣王之法，导致了作为立法者的圣人的多元化，与圣人之法的多元化，经学成为历代圣王之法的集合，也可以说，成为圣王时代的历史。而且，汉人之尊经，正以汉无圣帝，而孔子作《春秋》为汉制法，故所谓独尊儒术，即表现在罢黜百家而立五经博士，而立五经博士，正因为孔子删削制作之经，乃是为汉制法。言所尚虽异，礼则相因耳。因此，素王说的内在依据，是尧舜三代，每一代圣王都有致天下太平的一代法典，到了孔子，因为不得王位，所以只能以王心加于鲁史，作《春秋》以为一代之法，以俟后世。就郑君理解的注经而言，至此经书已明，不待多言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引汉武帝之言云：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，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，所由殊路，而建德一也。

7其说正是对《太史公自序》的回应。可以说，在中国文明史上，郑玄等古文经师只求解释圣人之法，不求理解百世同道，实质上铸就了中国的经史传统，使圣王时代变成经史传统共同的源头。

然夏上忠，殷上敬，周上文者，所继之救，当用此也。每一代圣王兴起，必改正朔、易服色、殊徽号、异器械、制作礼乐，因此，自伏羲之后，尤其是三王之时，法的多元化，一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。

而宋学则面对古文经学的问题，由解释圣人之法转为探求圣人本身，探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所以为圣人，之所以具有立法者的资格，从而建构一个统一于道的圣人谱系。孟轲死，圣人之学不传。

何晏《集解》解此章云： 子张问：十世可知也？子曰：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间性与天道不可得闻，然六籍虽存，固圣人之糠秕。无论是对吾道一以贯之，还是对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等经文的理解，郑玄都没有去寻求五帝三王之法背后共通之道。

正因如此，郑玄并不着意在经注中寻求百世同道之道。(《礼记正义》，898页) 正以君子之道超迈时、地、人、鬼，故郑玄言圣人则之，百世同道。

在三统说的影响下，汉世始终在尊孔子的同时期待新的圣人，创制新的圣王之法。《庄子·天运》借孔老对话以述其义，孔子谓老聃曰：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。

又云：经十有四年春，西狩获麟，赤受命，仓失权，周灭火起，薪采得麟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云孔子作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

道统建立的理论背景，其实是古文经学。诸注皆以为吾道是一抽象之道，一以贯之，是此道可以统贯万物之理。而当汉武帝要寻求长久治安之道时，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。《春秋公羊传》徐疏云： 必知孔子制《春秋》以授汉者。

2、刘熙撰，毕沅疏证，王先谦补：《释名疏证补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，第211页。能尽理极，则无物不统。

而郑玄所奠定的以礼为本的经典教化体系，熔铸出观念与制度的文明土壤，而玄学与理学，正是在这样的文明土壤中培植与生长。古文经学以经为圣人之法的集合，圣人与圣人之法皆多元化，圣人不再是超越时空的圣人，而是历史中的圣人，经书中的圣人之法亦因之不再是超时空的常道，而是时空中的经验。

但是三代所因的是什么内容，百世可知者到底是什么，郑玄皆不加注解。无善治，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，以淑诸人，以传诸后。